有一个普通人，生平中一件普通故事，被我反反复复地讲了好多遍。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研究生论文答辩，在一篇很不像样的论文应否放行，应否照顾导师面子的讨论中，我又讲了一遍。一位年轻教师感叹道：可惜手上没有录音机，你说的应该录下来，往后每年研究生答辩，都先放一遍。
那是我国第一批硕士生将要毕业的时候，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君，做研究生论文的答辩委员，因为他对研究生的选题，比别人有更深入的研究。杨君曾是季先生的学生，不过他后来改治史学，成为颇有成就的民国史专家。他那时尚未有高级职称，按规定不能担任答辩委员。为此，季先生亲自到北大研究生院询问可否破格，回答是：“您认为可以就可以。”这样，杨君便被请了来，他对季先生两位研究生的论文都投了反对票。当时有人认为季先生是自己请人来否定自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杨君还是季先生亲自从上海招入北大的，据季先生说，一九五五年上海有一千人报考北大中文系，他从中挑了十名，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，其中就有王水照、陈舟晨、孙绍振和杨君等。季先生可说是杨君的恩师了，现在又被恩师破了格请来做答辩委员，他却这样不讲情面。有人对杨君不理解，出乎人们意料，季先生用赞赏的语调答道：“好啊（“啊”读阴平）！他投反对票，这说明他对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！”他心里对杨君的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，有一种愉快之感。
后来我离开了北大，自己也一届一届地带研究生，眼界便开阔了，另一种景象渐渐看得多了：确定答辩委员的人选，不是看学问，首先看交情；有的委员不看生面看师面，人情分一送就是八十、九十……这才愈益感到季先生和杨君身上，各有着多么珍贵的东西，一种正直的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人格力量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就在知识分子群中，我已颇感到这种人格力量的衰微，不能不令我有一种经师易获、人师难得之慨了！
去年三月下旬我去北京开会，听到季先生不久前去世的噩耗。据说是料理完后事，家属才通知系里，系里师生才得赶上参加季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。季先生是朱自清、闻一多的学生，曾担任过北大中文系主任，无论学问或为人，都非常朴实，连他与人世的永别，也这样静悄悄的，未见报刊上有什么哥们儿、姐们儿的喧哗文章。但他的人格，那永不消失的魅力，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中。这段普通的故事，我还要继续讲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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